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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战必亡


发布时间 : 2016/9/8     浏览次数 : 2959    
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。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。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,始终崇尚和平,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,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。中国自古就提出了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”的箴言。“以和为贵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化干戈为玉帛”、“国泰民安”、“睦邻友邦”、“天下太平”、“天下大同”等理念世代相传。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,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。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,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
  ——摘自2014年3月28日,习近平在德国柏林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
  【原文】
  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
  ——《司马法》
  【解释】
  一个国家无论再怎么强大,如果不断地进行战争也会灭亡;即使天下已经安定,也不能忘记战争的威胁,否则国家就会陷入险境。
 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历经无数次战乱,因而对和平十分珍视。自古以来就有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”的古训。无数的历史事件都在证明着:和平,绝不只是两个简单的汉字,很多时候它是决定政权稳定、人民安居、国家繁荣的局面能否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  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个尚武好战的国家,凭借强大的武力,它灭掉了六国,统一了天下,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。强大的武力成就了秦王朝流传千古的功业,同时也成为短命的秦王朝的催命符。统一六国后,秦朝的战争机器并没有停下来,而是把扩张的对象转向了更为边远的地区。秦始皇曾发动五十万大军平定南越,又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。
  频繁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,人们的劳动所得,多数被秦王朝收走,成为军费。除此之外,人们还要承担十分繁重的兵役。暴政日甚一日。最终导致了大泽乡起义。曾经威加四海、不可一世的秦王朝,最终却被一群农民所推翻。
  西汉建立后,承秦末战乱破败之余,社会经济极为凋敝。汉高祖刘邦出巡时甚至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,将相只能乘坐牛车,而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步行。为了恢复社会经济,统治者采取了“休养生息”的政策,尽量宽解民力,对外则与强大的匈奴和亲,避免与之发生冲突。
  然而,匈奴却十分骄横,一再对汉朝挑衅。吕后当政时期,匈奴单于曾写信戏弄她,语气狂妄,说道“陛下独立,孤偾独居,两主不乐,无以自娱,愿以所有,易其所无”。意思是说愿意娶吕后这个寡妇。作为汉王朝的实际统治者,这无疑是一种奇耻大辱。在正常情况下,这种公然的挑衅和侮辱,往往意味着两国间的战争。然而,吕后却对此表示出了极高的政治素养与忍耐力。她意识到,此时汉王朝国力未复,还不是与匈奴开战的时候,暂时只能隐忍不发,以待将来。于是,她接受了大臣季布的建议,给单于回了一封信,称自己“年老气衰,发齿堕落,行步失度。单于过听,不足以自污。弊邑无罪,宜在见赦”,以此“谢绝”了匈奴单于的“好意”。
  吕后的所为绝不是怕战的懦夫表现,而是个人气度与政治智慧的体现。她的所作所为避免了汉匈之间的战争,为汉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,更为后来“文景之治”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 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,他们生性彪悍,勇武好战。凭借着强大的武力,建立起了空前辽阔的元帝国。然而,蒙古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,仍坚持穷兵黩武的政策,一再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:三征日本、惨败而归,侵扰高句丽,攻占安南、占城,发动对缅战争等。整个元朝统治时期,对外战争不断,民不聊生,由此大大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。
  明朝建立后,就吸取了元朝好战而亡的教训。虽说朱元璋是以武力夺得天下,但这位开国之君绝不是一个好战之徒。朱元璋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深知战争带给国家与人民的只会是破败与伤痛,和平才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局面,也是国家发展的正途。于是,在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为外交定下了要奉行和睦的“规矩”。
  洪武二年,明太祖下令编纂《明皇祖训》,将日本、朝鲜等15个国家定为“不征之国”,并告诫其子孙不得肆意征讨。在此后明朝给各国的诏谕中,也一再重申中国愿与各国“共享太平之福”的立场。明朝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是对传统的“怀柔远人”思想的继承,更是对元朝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的彻底否定。
  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创者,能够顺势而为,力争与各国和平相处,而不一意主战,不失一代明君风范。在这样的和平思想的指导下,明朝并未重蹈元朝好战的覆辙,而是稳定发展,存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。
  吕后与明太祖是睿智的,同时也是幸运的。他们在掌握政权伊始就已深谙和平之道,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,为国家政治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。最终,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但回望历史,并不是每一位君主都能有这样的智慧,好战招致祸害的事例也有不少。
  “近代平一天下,拓定边方者,惟秦皇、汉武”,对汉武帝作出如此高评价的是中国的另一位千古名君——唐太宗李世民。如果我们按照现代人的习惯,为汉武帝做一份简历,不难发现,汉武帝确实有其过人之处:十六岁即皇帝位,建立中朝、设立刺史、颁布推恩令,加强中央集权;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确立儒学官学地位;开辟丝路、增强经济实力;开拓疆土,奠定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。如此多耀眼的成就,确实足以让他为后人所敬仰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,却在其垂暮之年颁布一纸《轮台罪己诏》,这又是为什么呢?原因当然很多,但穷兵黩武的连年征战绝对是核心原因之一。
 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,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,国力大增。这一有利条件的出现,更加刺激了他开疆拓土,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的野心。于是,一系列的对外征战开始了: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,派卫青、霍去病三次攻打北匈奴,收河套地区,夺取河西走廊,征服西域,封狼居胥,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延至漠北,极大地扩大了西汉的疆域。
  仅从疆域扩大这一方面来看,这一系列战争似乎是为汉武帝添彩的一笔,但其实不然。此时的西汉,就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,怎能经得起这一系列的折腾呢?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战争的残酷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,公元前104年,西汉远征大宛,汉军生还者不足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。而战争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此,对普通百姓来说,日甚一日的徭役兵役负担,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,带给他们的悲伤远超过战胜的喜悦。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,使得西汉民众对战争憎恶至极,一时间民怨四起。
  汉武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,敢于承认错误,并能知错就改。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,他敢于发布罪己诏,承认“朕即位以来,所为狂悖,使天下愁苦,不可追悔”,并及时调整政策,宣布“自今事有伤害百姓,糜费天下者,悉罢之”,使国家再一次走上了和平稳定的发展道路。
  汉武帝的一生阅历丰富,晚年的他洗尽铅华、看遍沧桑,最终了解到战争带来的强大只能是表象,不能长久,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,唯有和平地发展才是安邦的长久之道。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上,他虽然走了弯路,但所幸的是他最终明白了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”的道理。但并不是每一位国君都能做到如此。
  “师之所处,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,必有凶年”,有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先贤们的智慧与先知,老子的这句名言是对那个乱世的最佳写照。春秋战国是乱世,但也正是这样的乱世,更彰显了和平的重要性。吴王夫差在战乱中度过的一生,或许能够使我们对“以和为贵”的古训有更深的理解。
 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次子,太子病死后,他在伍子胥的支持下被立为太子。公元前496年,阖闾派兵攻打越国,被勾践打败,阖阊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临死前,他嘱咐夫差要替他报仇。夫差即位当年就以伯嚭为太宰,加紧操演军队,以图复仇。次年,越王勾践决定先发制人,率先进攻。两军战于夫椒,就这样,夫差与勾践这对命运的宿敌开始了面对面的交锋。结果,越军大败。
  这次战役,不但完成了夫差为父报仇的夙愿,也唤醒了他心中好战的恶魔,增强了他与大国交战、争霸天下的野心。在野心的驱动下,他没有听从伍子胥斩草除根的建议,草草结束了与越国的战争,挥军北上继续与齐国争霸。后来,他在艾陵之战中打败齐国,歼灭齐国的十万大军。公元前482年,夫差又在黄池之会中与到会的各诸侯歃血为盟,称霸一时。
  旷日持久的战争,带来的不仅是称霸的喜悦,更是国库空虚、社会动荡的困局,这种困局越到战争的后期,表现得越为明显:大量的军费开支、连年的灾荒使得吴国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;国库空虚,战争还需继续,军费从何而来?答案自然是百姓,于是就有了不断增加的赋税负担。连年的奔波,使得前线的士兵极度疲倦,无心恋战,吴军的战斗力逐年下降。
  面对着这些难题,夫差根本就无力解决。就在他彷徨不决的时候,一个更大的、足以使他一败涂地的威胁正向他袭来。原来,在夫差对外大举兴兵的同时,他的“手下败将”——越王勾践也在默默地做着一件大事:与民休息,增强国力。最后,一幕反转剧上演了:夫差举全国之力赴黄池之会时,越军乘虚而人,杀死了吴太子。公元前473年,越国再次兴兵,终灭吴国,夫差自刎。
  夫差的最大悲剧在于他过于迷信武力,却始终没能看到和平的力量,与武力征服相比,和他国和平相处带来的益处更加持久。只可惜夫差在战争的道路上走得实在是太远了,以至于已经没有了挽救的机会,一世英豪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,又怎能不令人唏嘘?
  隋炀帝杨广也是一个好战之人,当时隋朝国力十分强盛。隋炀帝自恃强大,多次发动对外战争。对高句丽、吐谷浑和突厥都曾发动过猛烈的攻击。其中以对高句丽最甚——曾三次派兵征讨,但均以失败告终。连年的战争,征集了大量的劳动力,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,以至于“黄河之北,则千里无烟,江淮之间,则鞠为茂草”,甚或“万户则城郭空虚,千里则烟火断灭”。走投无路的农民,走上了反抗的道路。最终,强大的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灭亡了。
  吴、隋灭国虽发生在不同的时代,但究其原因,却有着许多的相似:同样是好战的领导者,同样是连年的战争,同样是由此带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下降。历史用这样的相似性,一遍遍地向我们诉说着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”的道理。
  今日,改革开放、经济腾飞的中国,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、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之中。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。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更加需要我们认真领悟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”的古训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,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,“以和为贵”“和而不同”“化干戈为玉帛”“国泰民安”“睦邻友邦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天下大同”等理念世代相传。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,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,也是对这个时代所作出的正确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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